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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四十九年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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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8-2014 15:34: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天是新加坡獨立四十九周年,從昔日「亞洲四小龍」齊名之時直到今天,香港和新加坡都被認定是競爭對手和互相比較的對象,近年更被香港政客(尤其是親中共的建制派)以新加坡的競爭力排名、經濟數據超越香港來「訓斥」港人,但說穿了不過借一般人誤解新加坡是獨裁政權,着港人該聽從掌權者而已。
事實上,新加坡自1959年實行自治以來,都是實行民主選舉。而新加坡的政界從來深信人民以選票向政府作出授權,施政才能有效運作。新加坡更是實施全民強制投票,目的是起碼在選民層面杜絕選舉舞弊,對應香港的「一屋七姓十三人」事件,就知道不無道理。華人總有着遠離政治的心態特質,所謂「生不入官門」、「民不與官鬥,富不與官爭」這自古以來的老生常談,強制投票有如迫使佔逾七200口的華人戒掉這封建、落伍的思想,當然也適用於其他族裔身上。

1988年出現的集選區制度(即單票多議席),因為要動用更多地區資源和更多元的政治策略,的確使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佔有優勢,也成為香港政客說成助長獨裁的制度。但工人黨就長期努力不懈,終在2011年奪取阿裕尼五席集選區,這就證明在野黨團只要付出努力也能攻破「行動黨的堡壘」;或是反過來說,能攻下集選區代表着在野黨團的能力已逐步超越行動黨。
集選區制度本意是藉規定每張候選名單必須最少有一名非華人,保障非華裔的參政權利。以南洋長年累月的族群矛盾問題,尤其是華人長期站於當地經濟領導地位而自視高人一等的思想,這制度確有必要存在。再加上一直以來,組屋編配也刻意安排不同族裔家庭居於同一大廈,就使重視跨族裔公平和尊重多元的意識植根於新加坡人心中。
行動黨施政可謂暢通無阻,選舉制度確是一個因素,但翻開一些城市發展歷史,都會找到一些迹象反映新加坡政府會主動從人民的角度考慮如何施政。例如1960年代打算取締木屋區將居民遷入組屋大廈,在規劃時除了興建住宅,還會劃出工商業區,以原區就業之便吸引木屋居民遷入,早期的大巴窯就有飛利浦電子工廠,女皇鎮、宏茂橋,以至後來的淡濱尼、後港、兀蘭等等也是維持這樣的規劃概念。

環境衞生是當年另一個棘手問題,養豬場和舊式工廠經營者無視污水排放,街道上大量無牌熟食小販不顧公眾衞生和秩序。除了養豬場排污涉及與馬來西亞政府爭拗而一刀切之外,新加坡政府都採取先建設後搬遷的做法──興建好工業村才着令工廠搬遷;建好當地俗稱「巴剎」的熟食中心才要小販搬入經營。旅遊書籍偶有介紹「好食又抵食」的巴剎食店也是這種條件下保存下來,讓國民和遊客得以大快朵頤。
近年香港才出現的歷史文化保育意識,新加坡政府早在1970年代就明白保存舊區形成的歷史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港人熟悉的牛車水、小印度等就在這種思維下得以保存。
也許安居樂業就不問世事是人的本性,或是政治氣候下即使不滿政府也只敢怒不敢言。但強制投票制度養成被迫面對政治之下,人民還是會透過選票以至集會示威向政府施壓。2011年大選阿裕尼集選區之後,還有兩場補選(後港和榜鵝東)人民行動黨均告敗陣;去年2月的反對人口白皮書集會是獨立以來最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這幾宗事件之後,行動黨政府在去年8月宣佈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減慢申請者主要來自中國的投資移民審批。要是新加坡只是獨裁政制,這些事豈會發生!

反觀香港,投票率最多只有約五成,仍有不少市民還抱有政治潔癖的思想,甚至只會認定反對聲音是擾亂社會的所為。當前港中矛盾之下,親共一方高舉「黃皮膚黑頭髮」的民族主義論調,印、巴等族裔的權益仍被忽略。保育思維仍只懂以金錢利益來衡量,繼而受港共輿論的誤導而認同「發展可以致富」。當然的,港共政府沒得到人民以選票的授權,施政可不理市民的需要,甚至事事面向北京,港人打算繼續沉默,還是有如新加坡人敢於運用政治空間去表達對行動黨的不滿,香港人實該認真思考。
有說法認為,新加坡要不是有李光耀不會有今天,但歷史說明賢君不過是一時之幸,李光耀與新加坡只算是一個巧合。或是反過來想,要不是有選票形成的政治授權,誰敢保證李光耀會從人民的角度去施政?再退後一步想,人民只顧自己而不理社會,執政者豈能憑一己獨臂之力建立成功之地?港人與其羨慕新加坡,不如想想如何為香港付出。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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